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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监所检察工作的思考

徐凤林


　　近日，笔者随人大政法审议组对检察院监所检察工作进行了检查。通过召开座谈会，征求对监所检察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听取监所检察工作汇报，对一个时期以来的监所检察工作有了一定的认识，结论如下：
一、基本情况
几年来，检察院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认真履行监所检察职责，积极探索社区矫正新模式，驻所检察规范到位，监外检察创新有效，为维护监所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健全制度 ，确保监所管理安全规范。
一是针对监所检察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将监所检察工作重心前移，加强制度建设，堵塞漏洞。建立了检查监督体系，采取单独检查与联合检查相结合、重点检查与常规检查相结合的方法，及时检查纠正不安全隐患，加强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各敏感期的检查。 二 是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与市法院、公安局联合签发了《预防超期羁押办法》，建立驻所检察室与看守所工作联系制度及联席会议制度，经过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基本实现了案件无超期羁押。三是建立驻所谈话制度，了解在押人员的思想动态、所内秩序、有无违法违纪情况、公安机关的监管情况和看守所提请的减刑和假释以及监外执行是否合法等。四是建立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办法，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取得实效。
（二）强化措施，维护被监管人员合法权益。
一是以清理纠正超期羁押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开展对在押人员“问卷调查”活动，对监所的接见餐厅收费、伙食质量和医疗条件等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三是畅通申诉控告渠道，在监管场所设有举报箱， 对申诉控告案件认真组织复查 。四是认真落实监所检察“四个办法”规定，深入监区对在押人员的学习、生活场所进行安全检查，督促看守所、武警中队认真做好监管安全防范工作，节假日等特殊时期，主管检察长亲自带队深入看守所各监室的安全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意见，排除了不安全因素，保证了监管人员的人身安全。
（三）加强配合，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
一是对监外交付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检察，促进交付执行各个环节有效衔接。采取与社区矫正机构定期核对人数的方法，有效地防止了因法律文书不送达或在各环节上没有及时交付而出现脱节现象的发生。二是在交付执行上，针对社区矫正对象有时不到派出所和司法所报到的情况，建议法院采取书面告知书等形式，落实其到派出所和司法所的报到制度，从源头抓好交付工作，保证将矫正对象相关法律文书及时移送至罪犯居住地公安机关及司法局社区矫正办公室。三是制定了定期联席会议制度，通报和解决监外执行工作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促进监外执行工作良性发展。
（四）夯实基础，提高检察监督水平。
一是以监控网络化带动监督规范化，开发监所检察网络信息管理系统软件，把监所检察监督的每一环节纳入网络化管理，在全省率先实现了驻所检察室与看守所联网，提高了监督效率和水平。二是开展“二级规范化检察室”创建达标活动，努力推动刑罚执行监督的规范化建设，使监所检察室履行职责的水平和效率均有明显提高。三是针对看守所监控设备存储时间较短等问题，更新录相设备硬盘，增加了硬盘录像数据的存储时间，保证监控设备的正常使用。四是针对看守所对手机屏蔽存在屏蔽范围小，有些位置屏蔽失灵等问题，及时提出安装有效屏蔽设备的建议，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二、存在问题
一是依法监督纠正违法的力度还要加大，监所检察理论研究还很薄弱，监督意识还需进一步加强。
二是社区矫正工作尚未立法，监外检察方式仍在完善和探索中，各部门整体联动机制尚未建立，监督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
三是监督形式单一、办法还不够灵活有效，监所检察队伍的素质仍需提高 ，监督能力还需进一步增强。
三、建议
（一）强化监督意识，进一步提高对监所检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新要求，深刻认识监所检察和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全面履行监所检察职能，敢于监督，勤于监督，善于监督。要深刻理解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和社区矫正工作二者之间的关系，加大监所检察理论研究力度，指导监所检察工作向纵深开展。要广泛宣传社区矫正工作的重大意义，让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具体工作内容，积极配合、共同参与此项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出浓厚的帮教氛围，为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二）严格依法监督，进一步增强监所检察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
要认真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的决定》和监所检察“四个办法”，把经常性监督与集中检查监督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监所检察工作。要加强刑罚执行监督力度，不断强化对刑罚变更执行各环节的监督，确保刑罚执行的严肃性；要加强监管活动的检察监督，指导看守所干警开展经常性的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活动，使干警做到严格执法，文明管理；要建立检察官与被监管人沟通机制，畅通被监管人投诉渠道，严厉打击“牢头狱霸”，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质量，维护正常的监管秩序，确保监管场所管理规范、执法文明、安全卫生。
（三）创新工作方式，进一步提高监所检察工作水平。
要按照高检院《关于加强派驻监管场所检察室意见》的要求，开展派驻检察室规范化建设，夯实监所检察工作基础，确保监所安全无事故。要积极探索适应社区矫正特点的检察方式，强化减刑、保外就医等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创新工作举措，防止脱管、漏管情况的发生。要把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与监所检察工作相结合，扩大案源，加大职务犯罪案件查处力度。要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努力探索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与新时期检察工作的结合点，在社区矫正、刑罚变更执行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方面进行探索创新，为我市社区矫正工作闯出一条新路。
（四） 实施“人才强检”战略，进一步加强监所检察官队伍建设 。
要以“三个至上”指导思想为统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检察文化，倡导公平正义，端正执法态度，增强对检察事业的崇高使命感和荣誉感。要大力实施“人才强检”战略，不断优化监所检察官队伍结构，深入开展检察官职业化建设，强化对监所检察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业务能力，规范执法行为，适应新形势监所检察工作的需要。要加大经费投入，不断改善监所基础设施和监管安全设备，消除监所不安全隐患，为监所检察工作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新同居时代”的法律问题浅谈 - 人权、未婚同居、生活伙伴与当代西方婚姻家庭法的变革

吴 越
·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
·重庆星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作者声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宜阅读本文。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人的责任。〗


本文目次

* “新同居时代”现象及成因
* 同居的分类及现有的法律规定
* “无结婚证的长期未婚同居”带来的法律问题
* “生活伙伴”- 西方法律中的新名词
* 同居与人权

引 言
“从古到今，都不是每个人都会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地过完一生。在国外，同居现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普遍存在。在国内随着观念的开放也越来越多。”

——著名婚姻法专家 巫昌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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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同居时代”现象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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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们是否承认，“新同居时代”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波都是法律不可能回避，也是不应当回避的，最近由新浪网站发起的以“新同居时代”为标题的专题讨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就是明显的例证[1]。读者自己如果要阅读与“同居”有关的新闻，只需要在网络中收索，就可以发现无数的例子与观点。

“同居”其实是一个概念非常模糊的词语。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一提到“同居”，就自然联想到“非法同居”[2] 或者“非婚同居”。可见，当时的社会道德观念是极力排斥同居的。如果追溯到古代，“同居”更是大逆不道，暂且不说可能要面临重刑，就凭社会道德的惩罚，已经足以使同居者望而生怯。

然而到了今天，人们对同居多了一点点宽容，起码是一点点。我国婚姻法学者巫昌祯教授指出：“从古到今，都不是每个人都会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地过完一生。在国外，同居现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普遍存在。在国内随着观念的开放也越来越多。”[3]。在大学校园内外，大学生自己租房同居的，已经是既成事实。在流动全国的打工大军中，同居更是累见不鲜了。然而真正主导“同居潮流”的，也许当属新兴的白领阶层。上述的同居现象说明，同居跟人的职业、收入和所受的教育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也不能以为，同居现象是年轻人的专利。其实在丧偶的老年人当中，“夕阳红同居现象”仍然是存在的。

包罗万象的“新同居时代”形成的原因很多。有人在网上进行“同居的经济学分析”，大概是说同居可以“节约成本开支”，“提高经济效率”等等。这个，笔者不懂经济学，暂且不谈。至少目前还没有那位经济学家专门研究“同居与国民经济增长点”关系之类的课题。但是至少有一点，同居现象，的确跟经济有关，但又不仅仅与经济有关。同居现象涉及到的，还包括人之初的原动力，这个，读者只要想象亚当跟夏娃的经典故事就知道了；也可能包括婚姻因素，例如人们所说的“试婚”；还可能涉及到社会因素，例如老年人的孤独与同居现象；甚至也涉及到市场经济中的“交易”(例如金钱换青春的“包二奶”现象)；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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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居”的分类以及现有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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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同居”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纯粹为了节约住房开支或者结交一般朋友的“合租合住”就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法律也不能对一切同居现象作一概的对待。本文尝试按照下列标准进行分类，并分别说明现有法律的处理办法。

1．不涉及婚姻的同居与涉及他人婚姻的同居

（1） 不涉及婚姻的同居，一般称为“未婚同居”。

顾名思义，就是同居的双方在同居期间都没有结婚，或者已经离异。新的《婚姻法》既没有明确规定“未婚同居”合法，也没有明确规定不合法。虽然《婚姻法》第25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但是也不能说明法律就禁止未婚同居或者承认未婚同居，因为该条的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人，而不在于保护生育该未成年人的未婚同居者。同样，《继承法》第10条的规定的立法目的，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在实践当中，对未婚同居者的执法非常混乱。

首先，过去的司法实践保护“事实婚姻”，也就是长期的未婚同居关系。但是现在，司法实践不再提“事实婚姻”，也就是未婚同居关系不再受司法实践的保护，但也不进行制裁。

其次，未婚同居者成了部分违法执法者的牺牲品。在实践当中，未婚同居者，尤其是那些没有固定的同居场所的未婚同居者被少数治安执法人员以“扰乱治安秩序”等名义“棒打鸳鸯”、甚至罚款、治安拘留的事件时有发生。应当承认，未婚同居的确也可能带来一些包括治安在内的社会问题，但是不能假定一切未婚同居者都扰乱了“社会治安”。然而在法律没有明确承认“未婚同居”者的法律地位之前，这样的执法现象仍然将存在。

第三，鉴于“未婚同居”还可以进行更为详细的法律划分，下面将专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