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
（1978年8月18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缔造、培育的新型的人民军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我军担负着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光荣任务。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是胜利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保证。
第二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是指被任命为排长和相当排长以上职务的人员。军队干部是国家干部的组成部分。
第三条 我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反对林彪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资产阶级“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一定按照“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和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选拔干部，防止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军队各级领导，保证军队各级领导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纯洁。
第四条 我军干部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听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认真贯彻执行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坚决执行命令，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精通业务和技术；英勇作战，积极工作，团结同志，以身作则，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第五条 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干部的选拔、任免、培养、调动、交流、安置、奖惩等，必须经政治机关审议提出意见，党委讨论决定。
第六条 本条例是在新时期军队建设方面的一项法律性措施，各级组织和全体干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第二章 干部的来源和培养
第七条 军队干部平时由下列人员补充：
（一）服现役满二年以上的优秀战士；
（二）选调战士和招收地方中学毕业生入陆、海、空军军事学校和专业技术院校学习毕业的学员；
（三）按照计划接收地方高等院校、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和从部队选送入地方高等院校、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的战士；
（四）个别吸收的地方专业技术人员。
第八条 战时军队干部来源，除第七条所列各款外，还由下列人员补充：
（一）在完成战斗任务或工作中有优良成绩的优秀战士；
（二）征召预备役干部和适合服现役的地方干部；
（三）各种训练班（队）受训后可以任命为干部职务的人员。
第九条 从战士中选拔干部，必须坚持提拔干部的条件，切实保证质量。要贯彻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由党支部提名，群众评议，营党委审查，团党委决定。
从地方接收高等院校毕业生和个别吸收专业技术人员，要按照条件严格进行审查。
第十条 机关参谋、干事要从经过基层锻炼、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排长以上干部中选调。
第十一条 加强对干部的培养：
（一）努力办好各级各类院校。院校要切实完成训练、选拔、推荐干部的任务，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配好院校领导班子，选调优秀干部办校；选政治思想好、有专长的干部当教员，建立一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员队伍；严格按照入学条件，选调优秀的有培养前途的干部、战士入学深造。
（二）组织好干部的在职学习。要采取各种办法学军事、学政治、学业务技术、学科学文化知识。坚持干部下连当兵、代职、蹲点和交流的制度，军以上干部要在全军范围内交流。领导干部要言传身教，重视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干部，搞好传帮带。
（三）按照国家统一规定，选调干部、战士入地方院校学习；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工厂和农村参观、学习，增长工农业生产和管理知识。
第三章 干部的任免和考核
第十二条 军队干部职务的任免权限如下：
（一）军长、军政治委员及其相当职务以上的干部，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任免；
（二）副军长、军副政治委员、军司令部参谋长、军政治部主任、师长、师政治委员及其相当职务的干部，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免；
（三）副师长、师副政治委员、师司令部参谋长、师政治部主任、团长、团政治委员及其相当职务的干部，由军区或相当军区级单位任免（兵团级单位任免团长、团政治委员及其相当职务的干部）；
（四）副团长、团副政治委员、团司令部参谋长、团政治处主任、营长、政治教导员及其相当职务的干部，由军或相当军级单位任免；
（五）副营长、副政治教导员、连长、政治指导员、副连长、副政治指导员及其相当职务的干部，由师或相当师级单位任免；
（六）排长及其相当职务的干部，由团或相当团级单位任免。第（三）至（六）款所列干部职务的任免，在党委决定后，以党委名义公布命令。
第十三条 干部的配备应按照编制执行。干部职务应逐级提升，德才优秀的可以越级提升，要坚决批判和纠正“四人帮”“突击提干”等错误做法。干部因工作需要或编制员额缩减，可以调任下级职务。
第十四条 建立和健全干部考核制度。要从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上级的指示、命令，和完成作战、训练等各项任务中，对干部严格进行考核。各级党委、首长和政治机关对于任免范围内的和提请上级任免的干部要了如指掌，做到知人善任，有升有降，有奖有惩，赏罚严明。
第十五条 在紧急情况下，上级首长有权暂时免去违抗命令、不履行职责的所属干部的职务，并指定缺职的代理人，但须尽快报告本级党委和上级，并按任免权限核准。
第十六条 机关参谋、干事、助理员、秘书，院校教员，军事科学研究人员和医务、文艺、体育专业人员等，根据德才条件，分别定为排和正副连、营、团、师的职务；有的教员和研究员可定为军的职务。上述干部职务的确定和提升，均按照任免权限执行。
第十七条 正确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干部的专长，做到学以致用，人尽其才。
科学技术干部职务名称，主要有：
科研人员：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
教学人员：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
工程技术人员：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工程师、技术员；
卫生技术人员：主任军医、副主任军医、主治军医、军医。
科学技术干部职称的确定与提升，要从政治思想、学识技术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等方面进行衡量。对于特别优秀、在科学技术上有突出成就和重大发明创造者，可以不受学历和资历的限制，越级提升。
上述科学技术干部的政治、物质待遇，参照地方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具体办法。
第四章 干部服现役的最高年龄
第十八条 作战部队各级军政正职干部服现役的最高年龄规定如下：
（一）陆军、空军：
排长：二十七岁
连长：三十岁；政治指导员：三十二岁
营长、政治教导员：三十四岁
团长、政治委员：三十九岁
师长、政治委员：四十五岁
军长、政治委员：五十五岁
（二）海军：
五级艇长：二十九岁
四级舰艇长：三十二岁；
政治指导员：三十四岁
三级舰艇长、政治委员：三十六岁
二级舰艇长、政治委员：四十岁
舰艇支队长、政治委员：四十七岁
基地司令员、政治委员：五十七岁
陆地部队、航空兵部队正职干部服现役的最高年龄，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执行。
（三）兵团以上干部服现役的最高年龄按具体情况决定。
第十九条 副职干部不超过同级正职干部服现役的最高年龄。作战部队司务长服现役的最高年龄，可比排长延长三岁。
第二十条 按照第十八条（一）、（二）款规定的干部服现役的最高年龄，海边防守备部队、警卫部队的干部，可延长三岁；县（市）人民武装部、军分区、省军区的干部，兵团级单位及其以上机关的干部，院校干部，飞行人员，科研、专业、技术干部可适当延长；有特殊专长的技术干部可不受服现役最高年龄的限制。
第二十一条 干部服现役的期限，根据需要可以延长或缩短。
第五章 顾 问
第二十二条 为了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对于因领导班子员额的限制，或担任实职有困难的干部，可以分配担任顾问。顾问为在编干部。
第二十三条 配备顾问的范围：
中央军委；
总部、军区、军兵种、军事科学院、国防科委、国防工办；
海军舰队、军区空军；
总部的二级部；
师级以上院校；
省军区及其相当单位（不含陆、空军的军）；
省军区和相当省军区（不含陆、空军的军）以上单位的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
军分区、后勤分部；
总部、国防科委、军区、军兵种直属独立的师以上单位（不含部队）等。
上述单位可以配备顾问若干名。有三名以上顾问的，设顾问组长。
第二十四条 顾问在同级党委和首长领导下进行工作，要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提出建议；要深入实际，搞好传帮带，培养接班人；要努力学习，积极完成党委和首长分配的各项任务。顾问组长可列席党委常委会。
第二十五条 各级顾问配同级或高一级干部担任。兵团以下单位的顾问，要基本上能坚持正常工作。顾问按原职待遇。
已批准离职休养的干部一般不再安排当顾问。
第二十六条 党委要加强对顾问的领导，统一安排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关心顾问的政治思想、学习和生活。
第六章 军事科学研究干部
第二十七条 为了保留、储备领导骨干，加强军事科学研究，总部、军区、军兵种和院校，在编制序列内配备军事科学研究干部。
第二十八条 选调政治思想水平较好，有作战和部队工作经验，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师职以上干部和少数团职干部，从事军事、政治和后勤工作的研究。
第二十九条 党委要加强对军事科学研究干部的领导，提出科研任务。科研干部要努力学习，认真钻研，积极完成任务。
第七章 干部福利
第三十条 要关心爱护干部，做好干部福利工作。认真搞好集体福利；对干部生活、家庭有实际困难的，给予适当补助；干部同爱人不在一地的，每年可给予探亲假。
第三十一条 做好干部保健工作，定期检查身体，妥善安排干部的治病和疗养。在高原、边远、海岛等特别艰苦地区工作的干部，和年满四十五周岁以上并服役超过十五年的干部，实行休假制度。
第三十二条 按照规定，部分干部家属可以随军。干部工作调动或因部队移防，随军家属可随同前往，当地政府应准予落户。干部爱人同干部在一地工作的，可随干部一起调动，有关单位应予分配工作。
第三十三条 因战、因公致残的干部，应受到社会的尊敬，享受国家的优待。
牺牲、病故干部的家属，得享受国家的抚恤和优待。
第八章 干部退出现役
第三十四条 根据军队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每年有一定数量的干部退出现役。退出现役的干部，应纳入国家计划，由政府妥善安置。
第三十五条 军队干部有下列原因之一者，应退出现役：
（一）服满规定的现役最高年龄；
（二）军队编制员额缩减；
（三）调往非军事部门工作；
（四）伤病残废或其他原因不适合服现役。
第三十六条 军队干部退出现役主要是转业地方，由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的具体条件，参照他们原来在军队中所担任的职务，分配适当工作。对专业、技术干部要发挥其专业特长。一九五四年一月一日以后入伍的干部，按地方同等级别工资待遇；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入伍的干部，按军队级别工资标准待遇。
第三十七条 退出现役需要复员的干部，经组织批准，办理复员。
第三十八条 男年满五十五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以上或因公致残、积劳成疾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干部，可办理退休。退休干部由政府负责安置，其住房由接受安置的地区列入基建计划统一解决，经费由地方负责。因公致残退休的干部，饮食起居需要人扶助的，按照国家规定发给护理费。
第三十九条 退出现役干部的爱人同干部在一地工作的，可随同干部一起调动，有关单位应予分配工作。随军家属随干部一同前往新的地区，当地政府应准予落户。
第四十条 年大体弱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入伍的师职和相当师职以上干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入伍的团职和相当团职干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伍的干部，可以离职休养。
离职休养干部的安置原则是大分散、小集中，安置地点一般在中小城市，并设置精干的管理机构。离休干部按军队供给标准待遇。车辆和公勤人员的配备按编制执行。要注意安排他们的学习，听报告和阅读有关文件；要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物质、文化生活。
离休干部可暂留军队，以后再办理退出现役手续，逐步移交地方。
第四十一条 由于年龄和身体关系，继续担任繁重的工作有困难，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和威望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入伍的师职和相当师职以上干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入伍的团职和相当团职干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伍的干部，可以按照规定，由总部、军区、军兵种等单位提出意见同有关地区协商，安排适当荣誉职务。
第四十二条 军队干部转业、复员、退休和离休的批准权限：排长及其相当职务的干部由师或相当师级单位审批；副营长、副政治教导员及其相当职务的干部由军或相当军级单位审批；其余均按任免权限审批。
第九章 预备役干部
第四十三条 预备役干部包括下列人员：
（一）退出现役后适合编入预备役的干部；
（二）适合担任预备役干部职务的退伍战士；
（三）适合担任预备役干部职务的基层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和民兵干部；
（四）适合担任预备役干部职务的具有一定军事知识或专业知识的高等院校学生和在非军事部门工作的人员。
第四十四条 预备役干部服预备役的最高年龄规定如下：
排职：三十五岁
连职：四十岁
营职：四十五岁
团职：五十岁
师职以上按具体情况决定。
第四十五条 预备役干部工作，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由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负责管理。
第四十六条 根据国家需要，预备役干部得被征集服现役。
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 建立中国特色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研究情况综述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修改立法完善探讨
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陈汉高 郑讼谦
由于目前宪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均对检察机关有权进行法律监督只作了原则性规则，造成检察机关欲提起公益诉讼时没有法律依据、主体不适格的现状。2007年10月28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问题没有作出回应，这是一个遗憾；而行政诉讼法修改在即。如何完善立法，从法律层面上保障公众利益、国有资产不受侵犯，建立适合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是此次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理论界的理论研究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关键是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大胆改革创新，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制度。
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现状
公益诉讼，就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团体、组织和个人，对违反法律法规并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
1、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现行法律依据情况。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是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可以看出，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狭义上的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诉讼法》总则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是两个诉讼法的分则中，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或支持起诉缺乏具体规定和具体的操作规范，就是导致目前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受理的根源。
2、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实践情况。由于现实中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垄断等案件的存在，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许多地方的检察机关和法院还是作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工作。1997年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国有资产流失案，首开公益诉讼之先河，被称为“公益诉讼鼻祖”。此后，全国许多检察机关如河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的各级检察机关等纷纷效仿，初步改变了公共利益无人保护或保护不力的现状，使国家利益和其他公共利益受侵害行为得到一定程度遏制，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2002年以来，南阳市共提起公益诉讼79起，其中涉及国有资产流失案件56起，环境污染案件12起，垄断案件9起；1997年以来，河南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500余起，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亿7千万元。可见，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已经作出了大胆尝试，积累了一定经验，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由于缺乏法律明确依据，细则操作起来无法可依，各地法院对此各有各的做法，终于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在今年年初走到了尽头。最高法院的批复指出，法院不再受理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这意味着所有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被叫停，这是非常遗憾的。尽管如此，检察机关仍然在有限的法律狭缝中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重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不断实践、发展公益诉讼。一些地方采取发检察建议书支持国资委、环保部门、民政部门起诉的形式开展公益诉讼，或采取“监诉人”形式代表有关行政部门出庭支持公诉，如四川省，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
二、检察机关能否提起公益诉讼的论争
理论界对检察机关能否能否公益诉讼主要分为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是有权且适格主体。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从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迫切性、必要性、可行性等角度入手，论述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总则都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具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应该将其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和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身份集于一身，通过适当的方式，在某些必要的领域和场合，介入公益诉讼。这样也避免了由团体和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一些弊端和法律障碍。理由：其一，检察机关是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司法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法律授权检察机关行使国家诉权，由其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依法有据。其二，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监督机关，法律地位超脱，不易受干扰。现实中许多侵害公益的案件都与有关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关部门却碍于种种原因没有进行处理或提起诉讼，这是由于有的案件涉及几个交叉的国家机关部门，这就会造成几个部门的互相推诿或重复劳动，有的涉及到政府、地方利益，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而起诉不能。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地位超脱。其三，检察机关拥有一支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队伍，与其它部门相比，更能胜任这一职责。其四，中国和外国的检察实践已经证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切实可行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存在主体不适格和无法律依据的嫌疑。理由：其一，从宪政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三权分立国家，检察机关隶属于国家行政机构，行使的是行政权，行政权力正是通过检察机关来监督和制约司法审判权。所以西方国家的检察机关是政府的代表，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决定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而我国的检察机关是在权力机关之下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军事机关并列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司法机关，并不象西方国家一样隶属于行政机关。相反，还是它的监督机关，两者之间是独立而又制衡的关系，难以相互代表。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理应由政府机构来维护，公益诉讼的原告只能由有权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行政机关来担任，因此，作为法律监督者的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有名不正、言不顺之感。其二，从检察机关的身份角度来看，民事诉讼强调的是原被告双方地位平等，检察机关既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又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监督者，并且作为司法机关具有侦查强制措施权，明显地与另一方当事人在诉讼地位上处于明显地不平等地位。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之后，一是将打破即有国家权力之间的均衡，二是很有可能影响到人民法院审理此类纠纷的公正性。其三，从原告起诉资格角度来看，按照传统理论，原告是指认为自己的民事权益或者受其管理支配的民事权益受理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而向法院起诉，引起诉讼程序发生的人。原告作为诉讼当事人，必须与案件审理结果有直接或者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显然，检察机关与案件审理结果没有直接或者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四，从权利救济角度上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弊大于利。若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就剥夺了被告对裁判不服时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同时，如果检察机关怠于行使公诉权从而使得公众利益不能得到及时地维护时，则存在无人来监督、督促检察机关及时地行使公诉权以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现状，打破宪政框架内的权力的均衡，破坏在国家机关设置中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目的。
三、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益诉讼制度
检察机关在进退两难中，以维护公众利益为已任，在争议中走过十年代表国家提起诉讼的历史，为国家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维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取得了良好的法制效果和社会效果，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是，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行为，将突破现有的立法框架，将扩大人民法院审判权势范围，实际上带来了重新界定我国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权限划分及监督制约机制等问题。为此，我们要在充分理解保护公益原则、监督原则、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基础上大胆创新，努力探索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的新路子。
党的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在民主法制方面，报告强调：“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报告用一系列“中国特色”来论述，表明我国要建立的社会是联系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不是照搬照抄外国的模式，我们的立法、司法工作也要走中国特色。为此，我们要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不断完善立法，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我们的立法、司法工作。
（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可行
1、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双重身份不影响其开展法律工作。中国的检察机关与西方的检察机关性质上是不同的，一方面，中国的检察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下的司法机关，它代表国家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目前，我国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比较有限，主要表现要刑事方面。即便如此，它的中国特色也很强，既是法律监督者又具有行政机关的性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如提起公诉，对贪污、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既参与诉讼全过程，又超然出来对侦查机关、审判机关进行监督。难道民事行政方面就不可以如此吗？学者们担心，如果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势必会出现检察机关既具有行政机关身份又具有法律监督者双重身份，无法进行有效、公正地进行法律监督工作，岂不知检察机关在刑事方面不是做得很出色吗？须知，没有参与诉讼的法律监督是柔软的监督。监督与诉讼是有机结合的，实现监督是诉讼的目的，诉讼是实现监督的形式和手段。对此列宁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作的事情只有一件：监督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理解，不管什么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检察长的唯一职权是把案件提交到法院判决。”由于检察机关并无最终裁判权，但随着案件移交至法院及法院的受理，实现了监督权与诉讼权的转化，从而为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提供一个新法律手段、一条新的法律渠道，这就是中国特色。这样有利于维护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的各种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及权利。
2、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不会打破我国的宪政框架。公益诉讼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并由法院进行裁判，意味者检察和审判功能的同时拓展，是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我国的宪政框架是人民代表大会下一府二院制，检察院和法院同属司法机关，但是细究起来，中国的检察机关亦具有行政机关的性质，一方面检察机关上下级关系上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一方面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检察机关不是单纯的法律监督者，提起公诉时，它拥有求刑权，在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上，它又具有与公安机关性质相同的立案侦查权，具有行政机关的性质，与侦查机关、审判机关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故不具有纯粹意义上的法律监督者身份。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检察机关不具有象外国检察机关的行政机关性质，故不能提起诉讼。显然，他没有看到中国检察机关具有行政机关性质的一面。刑事方面都可以难道民事行政方面就不可以了吗？
3、检察机关具有原告资格。传统民事诉讼采严格原告主义，一方面检察介入民法领域有原被告地位不平等之嫌，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不具有当事人的特征要求，即不具有原告资格。故有些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只要提起民事诉讼就显得主体资格错误。他们认为，检察机关介入民事公益诉讼将存在着不当干涉私权的危险。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江伟教授指出，当今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对民事权利的制约，传统“私权绝对”的观点已经被修正。如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使民事权利或诉讼权利时损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就应当进行干预。而且，检察机关的介入也是有条件的并遵循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要不断发展、放宽当事人资格要求，特别是有关公益诉讼方面，原告不再要求是与侵害结果、裁判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只要有间接关系就可以起诉。
4、提起公益诉讼具有历史土壤和实践发展。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就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权，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如1965年，仅黑龙江省由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就达55件。此后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及修正案仅保留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性规定及对检察监督的方式作了规定，将抗诉作为其监督手段。尽管如此，但是从1997年起，中国检察机关就在法律既没有明确禁止也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了进行了近十年公益诉讼实践。为国家和社会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维护了社会公众、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可见，国内司法探索进程为我国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和成熟的制度。检察机关本身的性质和职能要求决定了其作为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可能。
5、检察机关具有超然的法律地位。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与国资委、环保部门等一般行政机关相比具有超然的法律地位，不易受干扰，能较好地履行职责，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另外，检察机关拥有一支过硬的法律队伍人才，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能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
（二）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制度
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我们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不断总结发展实践，加紧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法律体系，建立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法律制度，无须再吵吵闹闹了，我们要把一切出发点和落实点放在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有利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近年来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环境污染、政府行政行为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较大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地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却面临无人有权提起诉讼的尴尬境地。立法机关一方面要借鉴外国经验，进行法律移植，一方面总结我国积累的成功经验、丰富实践，不仅要不断改革创新，而且要敢于大胆打破常规，突破现有框架，大胆创新，完善立法。在修订民事诉讼法和行政法时，在分则中细化，赋予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权，切实维护公益利益。
（三）建立怎样的公益诉讼制度
在这一点上，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进行得十分深入、全面、细致，认为可以三种方式进行：一是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二是支持民事诉讼方式；三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采用检察建议或调解等非诉讼方式。诉讼程序上从立案、起诉等也作了许多有益探讨；对如何对法律进行修改也作了具体阐述，如为了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公众利益，应当将民诉法立案的标准予以修改，将原告与本案具有“间接”的利害关系也应当纳入立案的范围之内。 由于理论界对检察机关如何提起公益诉讼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做了较科学的制度构建在此不赘。
参考资料：
［1］吴军，《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探析与构建》，2006；
［2］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研究”课题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律地位和方式比较研究》；
［3］崔伟，《检察机关是公益诉讼的适宜主体》，检察日报，2005.12.18；
［4］杨秀清，《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正当性质疑》，《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6期；
［5］王福华，《我国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之角色困顿》，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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