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办法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办法
（1999年1月4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大政发〔1999〕2号文件公布；2004年6月23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根据2008年3月31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14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大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野生动物保护、驯养繁殖、经营利用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野生动物，是指国家和辽宁省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以及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所称野生动物产品，是指野生动物的任何部分及其衍生物。
第四条 市及县（市）、区林业、渔业行政管理部门分别是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并共同负责两栖类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委托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实施。
工商、城建、环保、价格、食品药品监管、商业、外贸、交通、邮政、海关、公安等部门和铁路、民航等单位，应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五条 本市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以国务院和辽宁省政府公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为准；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以下简称有价值的野生动物），以辽宁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名录为准。
第二章 保护
第六条 市及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辽宁省政府制定的野生动物资源普查方案，每10年进行一次野生动物普查，并建立资源档案，为制定全市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第七条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各种防护林区、特用林地（带）等野生动物集中的栖息地、繁殖地为禁猎区。
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野生动物资源情况和繁殖期，规定禁猎期。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禁猎区、禁猎期内猎捕野生动物，不得在禁猎区内毁巢、取卵以及实施其他破坏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行为。
第八条 在自然保护区、各种防护林区、特用林地（带）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或者修建工程设施的，应经市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由于环境影响对野生动物造成危害的，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保部门调查处理。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伤病、饥饿、迷途、被困的野生动物，应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予以救护，并及时报告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野生动物资源较丰富的区域，当地政府可以建立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承担伤病、饥饿、迷途和被困以及被没收的野生动物的接收、救护、饲养、放生等工作。
第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只许采取驱赶防范措施，不准伤害、捕杀。
因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其他经济损失，经调查属实确需补偿的，由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给予适当补偿。
第十一条 外地进入本市的非国家和辽宁省重点保护、但属于外地省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按辽宁省有价值的野生动物进行保护和管理。
第十二条 市及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以及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广泛开展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教育，提高公民保护野生动物意识，以维护和改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保护和发展野生动物资源。
每年12月为全市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4月22日至4月28日为全市爱鸟周。
第三章 驯养繁殖和猎捕
第十三条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下列规定申请办理《驯养繁殖许可证》：
（一）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二）属于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证，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三）属于有价值的野生动物，由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证，报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需要变更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种类，或者需要终止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在变更或终止前30日内向原批准机关办理变更、终止手续。
经批准终止和因违反规定而被停止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其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加强对其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管理，防止出逃或者因患病形成疫情。因管理不善造成人员伤亡和其他经济损失的，由驯养繁殖的单位或个人负责赔偿。
第十六条 驯养繁殖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凭《驯养繁殖许可证》向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收购单位出售所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
第十七条 因科学考察、驯养繁殖、医药生产、宣传展览等，确需猎捕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的，应按法律、法规规定申请特许猎捕证。
第十八条 猎捕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必须持有市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狩猎证，并按照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期限、工具、方法进行猎捕。
猎捕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实行猎捕动物种类和年度猎捕量限额管理。猎捕动物种类和年度猎捕量限额由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在适合狩猎的区域建立固定狩猎场所（含狩猎俱乐部）的，须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狩猎场所使用枪支须经市公安部门批准。
第四章 经营利用
第二十条禁止出售、收购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等特殊情况，需要出售、收购、利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批准。
出售、收购、利用有价值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须经所在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第二十一条 宾馆、饭店、酒楼、餐厅、招待所和个体饮食摊档等，不得擅自宰杀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不得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名称作菜谱招徕顾客。
第二十二条 在我市经营利用外地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或从外地运输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到我市，必须持当地省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产地证明或准运证，到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经营利用进口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进出口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须有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办公室核发的允许进出口证明，海关凭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查验放行。
第二十三条 运输、携带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出市的，凭特许猎捕证或驯养繁殖许可证或省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产地证明，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进入集贸市场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监督管理；公安、交通、邮政等部门和铁路、民航等单位，对非法运输、携带、邮寄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予扣留，并及时移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海关对非法进出境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依法扣押处理。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倒卖、转让驯养繁殖许可证、特许猎捕证、狩猎证、准运证等有关证件。
第二十六条 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依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向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应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不得截留或挪用。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市）、区以上人民政府或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一）在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开发利用方面有突出贡献的；
（二）拯救、保护和驯养繁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取得显著成效的；
（三）发现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行为，及时制止或者检举有功的；
（四）在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中有重要贡献的；
（五）在野生动物科学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或者在应用推广科研成果中取得显著效益的；
（六）在基层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20年以上并取得显著成绩的；
（七）在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中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由其委托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非法捕猎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二）在禁猎区、禁猎期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并处猎获物指导价格5至8倍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
（三）未取得狩猎证或者未按照狩猎证规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收猎获物，收缴狩猎证，没收猎捕工具，并处猎获物指导价格2至5倍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
（四）破坏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的，责令停止破坏行为，限期恢复，并对属于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的，按相当于恢复原状所需费用3倍以下的标准处罚；属于有价值的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的，按相当于恢复原状所需费用2倍以下的标准处罚。
（五）未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超越驯养繁殖许可证规定范围驯养繁殖或出售野生动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野生动物，收缴驯养繁殖许可证，并可对属于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属于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六）伪造、倒卖、转让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准运证的，收缴证件（书），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出售、收购、利用、运输、携带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分管权限，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10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 野生动物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与代理的比较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诉讼原则，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作了明确规定。辩护制度是实现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辩护针对侦控机关施用刑罚的主张进行反驳和抗辩，是现代刑事诉讼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职能之一，也是刑事被告人享有的最基本、最关键的诉讼权利。刑事代理则指代理人接受公诉案件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名义参加诉讼，进行活动，又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法律后果的一项法律制度。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和代理虽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二者作为两项基本制度，有着很多区别。笔者在这里拟先分别阐述辩护和代理的相关内容，而后再对二者做一比较研究。
一、刑事辩护制度
（一）辩护制度的演进。辩护制度起源于西方社会，有着久远的历史。《十二铜表法》中明文规定了法庭上辩护人进行辩护的条文，古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刑事辩护最发达的国家。辩护存在的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人权益，因此这与中世纪欧洲所盛行的纠问式诉讼模式格格不入，所以在这一时期，辩护原则是徒有虚名，跌入低谷。待到历史进入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抗式的诉讼模式逐渐取代了纠问式程序，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立法中重新肯定了辩护原则，首先规定被告人辩护权的是英国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而1808年拿破仑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典对辩护作了更详尽、周密的规定，使得刑事辩护系统化、规范化，不断发展并趋于完善。
再看我国辩护的历史演进。在刑罚用于残酷镇压的封建时期，基本上完全否定了被告人辩护权利。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辩护制度是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和移植的。最早的立法规定是1906年清朝制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而后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和1941年分别制定和颁行了《律师章程》和《律师法》，构建了一套辩护体系，虽然有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但是还有较大的积极意义。建国以后，新中国辩护制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由于历史时期的特殊原因，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空白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向前推进，1979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我国的辩护制度，1996年对原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其中对辩护制度作了重大改革，从而使被告人能更充分的行使其辩护权，1998年10月，我国政府又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特别是对于被告人权利保障方面的建设又迈进一大步。
（二）刑事辩护分为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笔者在这里拟重点讨论委托辩护中的辩护律师的作用。毫无疑问，律师辩护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能展现辩护魅力的地方，往往在维护被告人合法权利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刑事诉讼法经1996年的修正，犯罪嫌疑人得以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作辩护人，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及辩护人有与控诉一方平等的向法院举证证明案件事实的权利，但不能否认，在具体程序设计上，也有疏忽和不合理的地方，律师辩护中存在下列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1、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这里的一个最大缺陷在于只规定了律师可以做什么，并未明确在侦查阶段律师属于法定诉讼参与人中的哪一种，于是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多种称谓，目前较为通行的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的律师”，但这些由于法律未予明确定位，都有违刑诉法第82条第4项所列明的诉讼参与人的称谓规范，同时仅根据律师某项具体工作内容来给这一阶段律师的诉讼角色定位未免失之浅薄。
2、关于侦查机关的“批准会见权”和“会见批准权”问题。会见难，侦控机关找借口百般阻拦是司法实践中非常普遍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只有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才须经侦查机关批准，其余案件，律师会见无需经过批准，侦查机关必须依法安排。但在司法实践中却远非这么简单，部门之间相互推倭，各种不合理借口，律师会见非常困难，即使最终被允许，也对会见中各项活动作了各种严格的限制和束缚，根本不能很好发挥律师作用，也不符合刑诉法设立本条款的立法目的。刑诉法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由于法律未进一步规定在场目的和方式，所以司法界和律师界对此理解不一。在操作中，许多侦查机关为了顺利破案，将法律规定的“可以”变成了“应当”，显然，你不能说它不符合法律，造成这种弊端的根源在于刑诉法对此处的改革不彻底，留下了漏洞。这不符合国际惯例和立法本意，无论是联合国制定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还是《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都规定，律师会见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可以用目光监视，即“看得见，听不见”规则，只有这样，在押人才会放心的和律师交谈，使其打消各种顾虑，律师也能够根据情况，提供切实有益的帮助，否则这种会见只会流于形式，走过场。
3、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刑诉法修改之前，辩护律师在查阅案卷材料问题上立法和司法实践都不存在问题，虽然律师介入时间较晚，但却可以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对案情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刑诉法修改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大为提前，但对阅卷权问题却面临严峻挑战，根据法律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可查阅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由于法院的庭前审查由实体审查改为程序审查，故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只提供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其他部分案件材料不向法院移送，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无论在哪一阶段，辩护律师都不可能看到全部案件材料，怎么能使辩护律师在开庭前作充分准备？出庭时又怎能对控方未移送的证据进行充分有效的质证和反驳呢？
二、刑事代理制度
刑事代理是与辩护相对应的用以维护被害人、自诉人和附带民事当事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具体分为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代理、自诉案件的代理和附带民事案件的代理。96年刑诉法的一个重要修改就是赋予了被害人以诉讼当事人地位，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维护。虽然在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被害人同属控诉一方，检察机关在代表国家利益同时维护被害人利益，但由于刑事案件复杂性和两者强调保护的利益重点不同，因此实难做到两全，所以被害人有必要委托代理人进行刑事诉讼，一方面与公诉机关配合，共同揭发犯罪，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弥补公诉机关对被害人保护的不足。司法实践中也会出现侦检机关侵犯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事情，如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应起诉而不起诉，暴力逼取被害人陈述等行为，刑事代理制度会起到有效的救济和保障被害人、自诉人等权益的作用，因而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应更加重视代理的重要性。我们注意到，刑诉法只对刑事代理制度中的代理权、代理人范围和委托代理人的时间进行了简单规定，这还很不够，立法应尽快完善刑事代理制度，使之能够更充分的发挥作用。
三、辩护与代理的比较
（一）相同之处。辩护人和代理人都是为了维护各自委托人利益而参加到诉讼中，都与案件处理后果没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二者在诉讼权利和义务，以及一些程序上有许多相通的地方。
（二）区别
1、产生根据不同。刑事辩护人参加刑事诉讼根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授权或法院的依法指定，而刑事代理人参加诉讼只能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授权。
2、诉讼地位不同。辩护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以自己名义进行辩护而不受被告人约束，但代理人不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是附属于被代理人的，依被代理人意志从事活动。
3、诉讼任务不同。刑事辩护承担的是辩护职能，即反驳控方控诉，证明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应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而代理职责在于维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
4、适用范围不同。两类对象的诉讼利害关系正好相反，刑事辩护适用于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刑事代理适用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人和附带民事当事人。
5、权利内容不同。刑事辩护人享有法律规定的会见权和通信权、调查取证权等广泛权利，有的权利甚至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也不享有的；而刑事代理人享有的权利由被代理人授予，而且不能超过被代理人的权限范围。
6、权限范围不同。辩护人享有的权利是法律赋予的，不存在被告人授权问题，其授权也仅仅是在于使辩护人参加诉讼；而代理人是否参加诉讼，在何权限范围内从事活动都须授权决定。
7、活动名义不同。辩护人调查取证、提交辩护词等活动中使用的是自己的名义，而刑事代理人进行诉讼活动使用的是被代理人的名义。
参考书目：
1、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徐静村：律师辩护有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
3、顾永忠：试论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出处同上。
4、郑禄、姜小川主编：刑事程序法学，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5、甄贞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2002年1月版。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李英伟
2005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