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施行细则(废止)
财政部 审计署
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施行细则
(87)财法字第52号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处罚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制定本施行细则。
第二条 《处罚规定》第二条所称“国家机关”包括：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属常设工作机构；
2．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属常设工作机构；
3．国务院所属各部门；
4．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
5．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各机关；
6．各级司法机关。
第三条 《处罚规定》第二条所称“全民所有制企业”包括：
1．国家设资兴办的企业；
2．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联营企业；
3．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兴办的企业；
4．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投资兴办的企业；
5．财产归全民所有制的其他企业。
第四条 《处罚规定》第二条所称“事业单位”包括：
1．实行全额、差额和自收自支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
2. 全民所有制企业兴办的事业单位；
3．财产归全民所有的其他事业单位。
第五条 《处罚规定》第二条所称“由国家拨给经费的团体”包括：
1．各级政党组织；
2．各级政协组织；
3．各级工会组织；
4．各级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5．各级妇女联合会组织；
6．其他社会团体。
第六条 《处罚规定》所称“财政法规”包括：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发布的有关财政的法律；2．国务院发布的有关财政的行政法规；
3．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发布的有关财政的地方性法规，以及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发布的有关财政的规定；
4．财政部及其授权部门为了贯彻法律、行政法规，单独发布或与国务院其他部、委联合发布的财政规章；
5．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为了贯彻法律、行政法规、全国性规章，发布的财政规章。
第七条 依照《处罚规定》予以处罚的行为，应当是违反财政法规未构成犯罪，或者虽构成犯罪，但依法未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同时，有关法规对于该行为没有作出处罚规定的。
第八条 《处罚规定》第四条所称“直接责任人员”包括违反财政法规行为的决定者和直接执行者。
第九条 《处罚规定》所称罚款相当的“基本工资”，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包括标准工资，有地区生活费补贴的地区包括地区生活费补贴；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包括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和地区工资补贴。
第十条 《处罚规定》第五条第一项所称应予没收的“非法所得”包括：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的公共财物；
2．违反规定将全民所有的财产转让给集体进行经营所获得的收入；
3．弄虚作假所骗取的奖金、实物和骗得提级、提职后增加的工资；
4．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的钱物；
5．滥涨价，滥收费所攫取的收入；
6．依法应予没收的其他非法所得。
第十一条 《处罚规定》第五条第二项所称应予收缴的“应当上交的收入”包括：
1．隐瞒、截留的税金和应当上交的利润；
2．非法减免的税收；
3．依法应当上交的其他收入。
第十二条 《处罚规定》第五条第三项所称应予追还的“被侵占、挪用的资金”包括：
1．虚报冒领、骗取的拨款或者补贴；
2．违反规定动用的国库款项；
3．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的生产性资金；
4．挪用或者克扣支前、救灾、防灾、抚恤、救济、教育等专项资金和物资；
5．转让给集体的全民所有的财产；
6．划转为预算外资金的预算内资金；
7．依法应予追还的被侵占、挪用的其他资金。
第十三条 《处罚规定》第五条第四项所称“冲转有关帐目”是指：
1．挤占成本的，应如数冲减成本；
2．挪用生产发展基金的，应如数补充生产发展基金；
3．挪用专项资金的，应如数补充被挪用的专项资金。
第十四条 《处罚规定》第六条所称“隐瞒、截留应当上交国家的税金、利润或者其他财政收入”的行为，包括：
1．挤占和虚列成本；
2．乱列营业外支出；
3．隐瞒销售收入和营业外收入；
4．向减税、免税单位转移产品和收入；
5．隐瞒、截留或者动用代征、代扣、代交的税金；
6．隐瞒、截留、坐支应上交的款项；
7．用其他手段隐瞒、截留应上交的收入。
第十五条 《处罚规定》第六条所称“其他财政收入”包括：
1．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2．罚没收入；
3．应交财政的其他收入。
第十六条 《处罚规定》第七条所称“虚报冒领、骗取国家财政拨款或者补贴”的行为，包括：
1．虚报预算支出，骗取财政拨款；
2．虚报产量、销量或者亏损，骗取亏损补贴；
3．虚报人员编制，骗取行政、事业经费；
4．其他虚报冒领、骗取财政拨款或者补贴的行为。
第十七条 《处罚规定》第八条所称“超越权限，擅自减免税收”的行为，包括：
1．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违反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越权作出减免税收决定的；
2．各级财政税务机关越权擅自减免税收的；
3．各级主管部门擅自减免所属企业税收的；
4．财税人员不依法征税，擅自减免税收的。
第十八条 《处罚规定》第八条所称“动用国库款项”的行为包括：
1．地方各级政府违反规定，强令冲退国库收入；
2．各级财政机关违反规定，自批、自退、自冲国库款项；
3．各级国库违反规定，擅自动用国库款项。
第十九条 《处罚规定》第九条所称“生产性资金”，是指国家拨给、自行筹集、借入和提存的专门用于生产的资金，包括：
1．生产发展基金；
2．更新改造资金和应并入更新改造资金的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复置金、其他资金；
3．大修理基金中应用于生产的部分；
4．生产性基本建设投资、拨款和贷款；
5．技术转让收入中应用于生产的部分；
6．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7．新产品试制基金；
8．小型技术措施贷款；
9．按规定应用于生产的其他资金。
第二十条 《处罚规定》第九条所称“非生产性支出”包括：
1．非生产性基本建设支出；
2．非生产性购置的支出；
3．其他非生产性费用。
第二十一条 《处罚规定》第十条所称“全民所有的财产”，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团体等拥有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财产，股权，债权和其他财产。
第二十二条 《处罚规定》第十条所称“预算内资金”是指依法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资金，包括：
1．已经列入预算的收入、支出和结转项目的资金；
2．列入预算管理的专项资金和预算周转金；
3．按国家规定应当作为预算收入的其他资金；
第二十三条 《处罚规定》第十条所称“预算外资金”是指由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行收支的不纳入国家预算的资金，包括：
1．地方财政机关按国家规定管理的各项附加收入；
2．事业、行政单位、社会团体自行收支的不纳入国家预算的资金；
3．全民所有制企业及其主管部门自行收支的不纳入国家预算的专项资金；
4．各级主管部门所属的预算外企业收入；
5．按国家规定不纳入预算的其他收入。
第二十四条 《处罚规定》第十一条所称“违反国家财务开支规定，挥霍浪费国家资财”，包括超越国家财务开支规定的下列行为：
1．用公款请客、送礼，提高规定的招待标准；
2．违反规定，擅自公费旅游；
3．违反规定；擅自给职工滥发实物；
4．违反规定；擅自购置社会集团购买力专项控制商品；
5．挥霍浪费国家资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五条 《处罚规定》第十二条中关于违反规定，超越权限，擅自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补贴范围、提高工资等违反财政法规款额的年人均数，应按同一会计年度的违反财政法规行为的累计金额和平均人数计算；跨年度的应分别计算。
第二十六条 《处罚规定》第十三条所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公共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包括挪用公共财物归私人使用6个月以上的行为。
非法占有公共物品的计价方法是：按检查时物品的新旧程度和重新购置该物品的价格折算。
第二十七条 根据《处罚规定》第十四条，违反财政法规的单位或个人挪用或者克扣支前、救灾、防灾、抚恤、救济、教育等专项资金和物资的，应分别情况，依照《处罚规定》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条从重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反财政法规，并对揭发、检举人打击报复的，属于《处罚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阻挠、抗拒检查或者拒不纠正错误”的行为，应对责任人员从重处罚。打击报复行为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经办人员对单位领导人坚持违反财政法规的决定，已经在执行的同时，向上级主管单位领导人和审计机关书面报告的，依照《处罚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免予处罚。
第三十条 《处罚规定》第十六条所称“同期查出两种以上违反财政法规行为”，是指同一次检查中查出两种以上违反财政法规的行为。
性质相同的违反财政法规款额，应按检查期限内各次违反财政法规款额的总和计算。行为性质不同的违反财政法规款额，应分别计算。
所称“罚款应当合并计算收缴”，是指对两种以上违反财政法规的行为，分别计算罚款，合并收缴，但同一笔资金涉及两种以上违反财政法规行为的，可不重复计算罚款。
第三十一条 根据《处罚规定》 第五条、第十八条，进行检查的审计机关或者财政机关作出对单位的处理、处罚和对责任人员的罚款的决定中，要依照规定写明交纳应上交款和罚款的期限、入库地点和方式等。
应上交款和罚款必须在决定的期限内交纳。逾期不交纳的，每天加收相当于应上交款和罚款数5‰的滞纳金。
银行及有关部门应协助处罚决定的执行。
第三十二条 被检查单位和有关部门在接到原检查机关的决定或建议后，应于30日内处理完毕，并通知原检查机关。逾期没有处理的，依照《处罚规定》第二十一条和本细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追究领导人的责任。
第三十三条 单位或个人对罚款决定不服，向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提出复查申请的，上一级主管机关应当在接到复查申请后30日内作出答复，并通知有关单位和提出复查申请人。
第三十四条 单位或个人对罚款既不申请复查，又不执行的，由原检查机关依照规定通知银行扣款或提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根据《处罚规定》第二十一条，执行检查、处理的审计机关、财政机关和有关部门，对有违反财政法规行为的单位及其责任人员，不按照本规定进行处罚的，由执行检查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或者国家监察机关追究经办人员和领导人的责任。对这些经办人员和领导人员的处罚，比照对违反财政法规行为责任人员的处罚进行。
第三十六条 根据《处罚规定》第二十二条，违反财政法规构成犯罪的，进行检查的审计机关或者财政机关及有关部门要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在移送案件时，原检查机关须将有关的犯罪证据移送司法机关。
上述犯罪行为经审判依法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应由原检查机关按《处罚规定》和本细则处理。
第三十七条 对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六日以前发生的违反财政法规的行为，按过去的有关处罚规定处理；过去没有处罚规定的，依照《处罚规定》处理。
第三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机关和审计机关，可以根据本细则共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报财政部、审计署备案。
第三十九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各机关违反财政法规的行为，由财政部、审计署统一查处。
军内违反财政法规的具体处罚办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根据《处罚规定》和本细则结合军队情况另行制定。
第四十条 对集体所有制企业违反财政法规的行为，应比照《处罚规定》和本细则予以处罚和处理。
第四十一条 本细则与《处罚规定》同时施行。
试论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和保护
王胜宇
一、公众人物的概念和分类
公众人物的概念滥斛于1964年一起在美国传媒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布伦南大法官首次提出了“公共官员”(Public offcial)的概念，他认为“公共官员的问题辩论应当是无拘束、热烈和完全公开的，可以对政府和公共官员进行猛烈、辛辣、令人不快的尖锐攻击”。《纽约时报》案中虽然只产生了“公共官员”的概念，但实际上已形成了公共人物的概念。三年以后，在巴茨案件中，法院提出了公众人物的概念。首席大法官沃伦对公众人物的概念界定为:“公众人物是指其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与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政府官员对于相同问题和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本案的判决虽然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公众人物，但实际上法院认为公众人物都涉及到公共利益。
公众人物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为了保护言论自由、限制名誉权和隐私权而创设的概念，它更多地应用在诽谤法和隐私法中。按照美国有些判例的分类，公众人物可以包括三类人:一是在政府机关担任重要公职的人员。一些案例中，法官将其称为“完全目的的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 for all purpose)，此类人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影响，如吉米•卡特等人，他们的活动、言行都关系到公众的知情权问题，对他们的隐私、名誉应作必要的限制。在一些案例中，法院认为，这些人在社会事务中具有特别出众的作用，他们都是一些著名的、有影响的人，因此必须要由其举证证明侵害人具有实际恶意或重大过失，才能对其名誉损害进行补救。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公职人员的隐私都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某人的职位过低，也没有必要作为公众人物对待。按照西方的传统，高官无隐私，只有高官的隐私权才受到限制。二是自愿的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s vol-untarily)，也称为“有限目的的公众人物”( limited purpose public figure)，即指影星、歌星、体育明星等公众人物。这些人的行为涉及公众的兴趣和娱乐生活，这种公众兴趣虽然不是公共利益，但涉及到公众的利益，因此在法律上也有必要从维护大众的利益考虑对其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进行限制。三是非自愿的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s involuntarily )，指某些人本身不是公众人物，不会引起公众兴趣，更不会涉及到公共利益，但因某些事件的发生而偶然卷人其中从而成为“公众人物”。偶然的公众人物具有暂时性，随着这些事件的“降温”，这些公众人物又回归到普通人物的行列了。在美国法中，“公众人物可以是偶然的，他们由于莫名的运气偶然地卷人某公共事件，这些人通常是很少的”。当然，公众人物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即便在美国，关于公众人物和非公众人物的标准仍然是模糊不清的，至今美国判例对其所作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医生作为职业者并不属于公众人物，但如果他对卫生管理署作证证明某个药品有危险，就有可能被作为公众人物对待。
公众人物在人格权的保护上有自身的特点，适用不同的规则，其与非公众人物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公众人物是一个特有的概念，其只能是自然人，而且仅指担任社会公职和具有社会影响的自然人，法人不能成为公众人物。应当看到，一些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名誉权也会受到限制，但对这些机关和团体不能因其人格权受到限制而认为其属于公众人物。因为一方面，公众人物只能是个人;另一方面，隐私权、肖像权等作为公众人物受到限制的主要人格权利，本身只能为自然人所享有，而不能由法人享有。法人即使具有知名度，也只能说其信用较好，这和公共利益没有什么联系。
第二，公众人物具有公共性。此处所说的公共性，是指公众人物因担任公共职务或者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而在其身上存在着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兴趣。对于公职人员或知名人士而言，其言行品德往往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在一些特殊的领域、行业，有一些著名的人士，如商贾名流，他们的言行也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公众对他们的财产、婚姻家庭等情况也会有浓厚的兴趣。由于公众人物身上存在着公共利益或公众兴趣，所以与非公众人物不同，无论公众人物是否愿意，法律基于维护公共利益或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以及加强社会监督的需要等考虑，都有必要对公众人物的某些人格权作出必要的限制。
第三，公众人物的概念常常与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因为一方面，公众人物本身就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对公众人物人格权的利用也主要发生在大众传媒报道时。另一方面，公众人物一般比非公众人物更接近媒体，因而有能力在遭受侵害之后通过在媒体上陈述哪些是虚假的哪些是真实的来减轻损害。尽管在诽谤案中涉及公众人物时也要证明有过错，但其标准显然是非常严格的，因为由媒体证明其所披露事实的真实性是非常困难的，将会导致妨碍言论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美国法中产生公众人物的概念并对公众人物的隐私、名誉等权利作适当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言论自由，例如，在美国法上对公众人物适用实际恶意的标准，但对非公众人物则不能适用这一标准。
如前所述，关于公众人物的分类，在美国法中有所谓完全目的、有限目的及非自愿的公众人物的分法。这些分类标准大多是从实际案例的判决需要出发而形成的，并不完全符合逻辑，也不一定精确，更毋论普遍适用于各国。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认为可以将公众人物分为两类:一是政治公众人物，主要指政府公职人员等国家官员;二是社会公众人物，主要包括:公益组织领导人;文艺界、娱乐界、体育界的“明星”;文学家、科学家、知名学者、劳动模范等知名人士。这种分类的意义在于:前者更多地涉及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舆论监督的问题;后者则是因为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而在社会生活中引人注目，主要涉及到公众兴趣的问题。
至于固有的公众人物和偶然的公众人物的划分，并不十分科学。在我国没有必要采用偶然的公众人物这一概念，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对于哪一些人士应当属于偶然的公众人物本身缺乏准确的判断标准，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个人判断。例如在美国某个案例中，原告的妻子跳楼自杀，被告正好拍摄到其跳楼的瞬间，并将其作为新闻来披露，法院认为原告的妻子在跳楼的一瞬间成为了公众人物，因此被告的行为并不构成侵权。自然本案的判决受到了一些质疑，依据Powell大法官在Gertz案中的见解，局部性公众人物是“自愿”地投人公共争议中，因此原则上没有“不自愿”的公众人物。可见偶然的公众人物概念本身即给予了法官过大的自由确定公众人物的权利，这显然不尽正确。第二，偶然的公众人物本身是普通公民，尽管他们在卷入到某个争议事件中时引发了公众兴趣，也只能说该事件涉及到了公共利益和公共兴趣，而对于该事件的报道，则不应当扩张到对有关个人隐私等方面的利益进行限制。如果按照偶然的公众人物这一概念的提法，孙志刚、齐玉菩等应当属于偶然的公众人物，某人生了三胞胎或某人中了体育彩票而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也应当属于偶然的公众人物，那么势必要适用公众人物的标准而对这些人的人格权利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三、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
公众人物概念的产生在很大程度_L是为了对其人格权的限制提供合理性，美国沙立文诉《纽约时报》案中首次确立“公共官员”的概念，即是为了对公众人物的人格权提供合理的限制。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涉及公众人物的案例中，也都提出了对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问题。我认为对公众人物的人格权应当作适当的限制，理由如下:
第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满足公众兴趣的需要。一方面，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家等，其财产状况、言行举止以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常常关系到公共利益，理应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以强化对其的社会舆论监督。阳光是最佳的防腐剂，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对于反腐倡廉也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公众对国家高级公务人员或社会知名人士在心理上非常关注并有了解、知情的愿望，公众人物的某些隐私问题成为“新闻事件”并由此可被自由陈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应成为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第二，协调舆论监督权和人格权保护的需要。在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侧重于保护舆论监督的权利，因为舆论监督的权利毕竟关系到公共利益的维护。正如法院在2002年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纠纷案的判决书中所宣称的:“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导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在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机制仍不健全，舆论监督的作用发挥不够的背景下，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为了对新闻工作者所从事的正当的舆论监督实行特殊保护，以鼓励新闻工作者大胆行使舆论监督权利，尤其需要对公众人物的人格权作出必要的限制。更何况公众人物较之普通人，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接触新闻媒体，从而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
第三，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需要。知情权与隐私权是相对应的概念，要限制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最重要手段，是要保障公民最大限度地从新闻媒体中获取真实信息的自由。在许多情况下，公民的知情权会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对突发的传染病进行及时报道能够有效地提醒人们加强警惕，控制传染病的传播扩散;而对一些公众人物的财产等隐私依法予以披露有助于反腐倡廉等。公众人物拥有特殊的地位、声誉或者职权，他们应当负担接受民众监督的义务，因为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需要，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是满足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需要。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