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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某等侵犯商业秘密案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沪二中刑初字第150号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沪高刑终字第50号裁定书。

二、案件要旨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责任为：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的损失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实施上述行为的，按照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三倍定罪量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按照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三、基本案情
亚恒公司成立于1999年2月，主要生产、销售用于卫生巾、尿不湿的“刺孔型干爽网面”材料。亚恒公司对由其法定代表人龚某自行研制、并为亚恒公司所拥有的“刺孔型干爽网面”生产工艺技术采取了保密措施，将其列为公司的商业秘密。被告人陶某、周某先后于1999年12月和2000年1月与亚恒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中均对员工的保密义务作了约定，并将公司的《保密制度》列为该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周某、陶某先后被任命为亚恒公司生产厂长和精工车间主任。
2000年6月，被告人周某因故离开亚恒公司。同年10月，被告人周某与被告人陈某商议共同成立一家与亚恒公司生产“刺孔型干爽王某”同样产品的公司，之后，二人订制了技术指标和性能与亚恒公司相同的压花机、分切机和液压机。2001年1月，陈某与其妻子投资成立了伟隆公司并由陈某担任法定代表人，随后即参照周某从亚恒公司获取的为生产“刺孔型干爽网面”而研制的滚筒模片样品，批量加工制作模片。而此前，周某已向掌握亚恒公司生产技术信息的被告人陶某发出邀请，希望陶某今后为其提供技术上的帮助，陶某表示同意。2001年3月，周某正式担任伟隆公司生产厂长，而陶某在与亚恒公司的劳动合同期限未届满的情况下便擅自离职进入了伟隆公司，对伟隆公司订制的生产设备和加工制作的模片进行技术把关和验收，并具体负责滚筒模具的装配、调试以及生产设备的维护保养等工作。
2001年2月和4月，亚恒公司先后向被告人陶某、陈某发出书面通知和律师函，指出伟隆公司侵犯了亚恒公司生产“刺孔型干爽网面”的商业秘密权，要求二被告停止侵权，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伟隆公司涉嫌侵犯亚恒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进行调查。同年10月，周某离开伟隆公司。但陈某仍利用陶某掌握的亚恒公司生产“刺孔型干爽网面”的技术信息继续进行生产，并以低于亚恒公司的价格进行销售。自2001年7月至2003年3月止，伟隆公司非法获利17万余元，造成亚恒公司直接经济损失100万余元。

四、法院审理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已知的事实和证据认为：亚恒公司的“刺孔型干爽网面”的工艺技术中虽然有少量技术信息已经被专利文献公开，但大部分具体且关键的技术信息仍不为公众所知悉，并能够应用于生产，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同时权利人还采取了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等保密措施，故该技术信息构成亚恒公司的商业秘密而为法律所保护。周某在进入亚恒公司后接触到亚恒公司为生产“刺孔型干爽网面”而研制的滚筒模片，但其却不顾在加入亚恒公司时与公司的保密约定，在从亚恒公司离职后，即与被告人陈某共同策划成立了与亚恒公司生产、销售相同产品的伟隆公司，并拉拢被告人陶某一起违反亚恒公司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侵犯了亚恒公司的商业秘密权；陈某明知周某、陶某的以上侵权行为，却获取并指使陶某使用亚恒公司的商业秘密，故也应以侵犯商业秘密论。虽周某于2001年10月就离开了伟隆公司，但其并未阻止陈某、陶某的继续侵权行为，故其应对侵权结果承担共同责任。
综上，三被告人共同侵犯了亚恒公司的商业秘密并造成权利人100万余元重大损失的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依法应予处罚。鉴于周某参与共同犯罪的时间相对较短，可酌情从轻处罚。
法院最后判决：被告人周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陈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陶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同时追缴三被告人的违法所得。
判决后，三被告人均不服原审判决，并向上海市高院提起上诉。周某、陶某上诉称：二上诉人在亚恒公司工作期间，亚恒公司并没有建立相关保密制度，亦未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故其均不知道亚恒公司有商业秘密。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其无罪。陈某则上诉提出，原判认定其明知周某、陶某侵犯亚恒公司商业秘密而获取并使用该商业秘密的事实错误，对亚恒公司直接经济损失计算亦缺乏事实依据，并据此请求二审改判其无罪。
周某、陶某、陈某的辩护人均认为：本案的立案侦查程序违法；由于亚恒公司拥有的生产“刺孔型干爽网面”工艺技术信息已为公众知悉，故原判认定该技术系商业秘密证据不足；原判认定亚恒公司的经济损失不合理。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法院认为：1、检察机关履行其法律监督职能，对本案进行立案监督符合相关法律规定；2、根据证据证明，本案大部分具体且关键的技术信息未被文献公开；3、已查实的证据，特别是周某、陶某与亚恒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就公司员工应承担的保密义务作了具体的规定，周、陶亦签字表示认可，且亚恒公司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也得到相关证人证言的印证。4、根据亚恒公司提供的相关通知、律师函及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结合周某、陶某的供述节录以及相关鉴定意见，应当认定陈某明知周、陶侵犯亚恒公司商业秘密，仍与其共同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5、原判以侵权人侵权产品的销售量计算亚恒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既反映侵权非法获利的客观事实，又反映了权利人被侵权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并无不当。综上，法院对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上诉辩解和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并最终裁定驳回周某、陈某、陶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五、律师点评
在之前的案例中，我们已经探讨过商业秘密侵权中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故借本案，我们来简要探讨一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责任问题。
通常情况下，商业秘密权利人认为侵权人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可通过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侦查后，认为行为人对商业秘密权利人具有侵权行为并造成重大损失，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则将审查起诉材料移送至人民检察院，由检察院提起公诉。其后，由人民法院根据已知的案件证据和事实，通过对相关法律的适用从而判断行为人是否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侵权人承担的刑事责任为：
对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之一（包括：(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四）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造成特别严重后果”，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按照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三倍定罪量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按照《刑法》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有关规定处罚。
另外，根据《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对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储存、代理进出口等便利条件、帮助的，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犯论处。”可知，第三人明知他人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而有为该侵权人提供贷款、资金、账号等，或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等行为的，亦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


物流融资的界定及操作方式
文/齐艳铭

概念界定：融资时的增值服务
金融，顾名思义，是指货币资金的融通。物流与金融的最佳结合点莫过于物流融资。现阶段，物流融资的概念还很模糊。从融通资金的方向来看，物流融资既可以指物流企业为自身融通资金，又可以指物流企业为其他企业融通资金。在物流企业为其他企业融通资金的情形下，按物流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又可以分为物流企业直接提供的基础性融资服务和物流企业间接提供的增值性融资服务。
当前，很多业内人士已详细探讨了物流企业该如何为自身融资的问题。笔者认为，这种探讨对物流企业，尤其是对中小物流企业如何融资而言大有裨益，但这种融资行为更具有一般企业融资的共性，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冠以“物流融资”的称呼。至于物流企业直接向客户提供的基础性融资服务，在我国现阶段，还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专门经营基础性融资服务的机构只能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企业，一般工商业企业并不能染指金融业务。当然，也包括不能收购金融企业。在国外，UPS公司通过收购美国第一国际银行（First International）并将其改造成UPS金融部门（UPS Capital），以此为基础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属于个案，应另当别论。因此，本文界定的物流融资，仅限于物流企业在客户融资过程中间接地提供辅助性增值服务的方式。笔者认为，物流融资是物流企业服务功能的拓展和升级，它具有使资金流这一环节不断增值的功能。
质押监管：物流融资小试牛刀
在国内，物流企业提供的质押监管服务主要发生在仓单质押业务领域。仓单质押是以仓单为标的物而成立的一种质权，是传统储运向现代物流发展的一个延伸业务。质押监管业务是指出质人（货主）以合法占有的货物向质权人（一般为银行）出质；作为质权人向出质人授信融资的担保，监管人（保管人，一般为物流企业）接受质权人的委托，在质押期间按质权人指令对质物进行监管的业务模式。近年来这项业务受到了生产企业、物流企业、银行的广泛关注。
我国《合同法》第385条规定：“存货人交付仓储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仓单。”所谓仓单，是指保管人在收到仓储物时向存货人签发的表示收到一定数量的仓储物的有价证券。根据我国《担保法》第75条的规定，仓单质押为权利质押之一种。仓单是物权证券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合法拥有仓单即意味着拥有仓储物的所有权。也正因为此，转移仓单就意味着转移了仓储物的所有权。
仓单质押贷款业务的基本模式便来源于上述法律规定。货主把货物存放在物流企业的仓库中，取得仓单后凭此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根据质押物品的价值和其他相关因素向客户企业提供一定比例的贷款。物流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就是接受银行的委托，对货物的流动性进行监管，及时向银行提供质押监管信息，以便银行随时掌握货物流动的信息。
说到底，在仓单质押业务中，物流企业除了保管者以外，还扮演了信息提供者的角色。正是因为有了物流企业的参与，银行才可以放心地贷款给货主。此项交易实现了银行、货主和物流企业的三赢。相对于传统的物流服务功能而言，质押监管使物流企业在“资金流”的环节上增值。
融资租赁：物流服务开疆拓土
如果说质押监管是物流融资在“货”的方面小试牛刀，那么，融资租赁就是物流融资在“库”的方面开疆拓土。融资租赁相对于质押监管而言，更具大手笔。
当一些货物对仓库的现代化和智能化程度要求较高，但同时货主限于实力不能自主建造仓库时，普通的仓库租赁便不能满足这些货主的需求。实践中，物流企业通过提供融资租赁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来满足这些货主的需求。
所谓融资租赁，是指由出租方融通资金为承租方提供所需设备，具有融资、融物双重职能的租赁交易，它主要涉及出租方、承租方和供贷方，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同构成。在融资租赁方式下，首先是由货主提出关于仓库需求的招标方案，然后是物流企业投标，中标后便进入融资租赁方案的实施阶段。物流企业与货主签订融资租赁协议，筹资时与银行签订贷款协议。签订该贷款协议是物流企业以在建工程做抵押的融资行为，属于物流企业为自身融资，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因此，这一阶段真正的物流融资是指物流企业在为货主提供物流服务的同时，提供仓库租赁服务，集融资与融库于一体。
融资租赁之所以具有融资功能，在于此时租赁行为相当于货主通过物流企业筹得资金后建成仓库，并将仓库所有权抵押给物流企业，货主按期交纳的租赁费可以视为按期还款。租赁期满后，仓库的所有权一般也要转移给货主企业。因此，融资租赁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借鸡生蛋、卖蛋买鸡”。
在物流融资租赁情形下，还应该注意融资租赁期与物流服务期一般要保持一致。之所以这样安排，是由于融资租赁的仓库大多是根据货主的个性化需求建造的。也许，这种仓库对其他货主并无用处。如果物流企业与货主企业合作期满但融资租赁尚未到期，一旦货主企业重新招标淘汰该物流企业，此时物流企业还拥有该仓库的所有权将面临着不得不闲置的风险。只有将租赁物所有权及时转移给货主企业，才更加符合交易各方的利益。

本文发表在《现代物流报》2005年11月3日第3版

齐艳铭：男，律师资格。近年来，在《保险研究》、《中国保险》、《中国保险报》、《中国物流与采购》、《物流技术》、《中国储运》、《铁道货运》、《空运商务》、《物流》、《中国邮政》、《现代邮政》、《中国邮政报》、《中国电子与网络出版》等国家级刊物发表文章20余篇。“从经济和法律的角度诠释第三方物流”一文获第三届（2004年）中国物流学术年会论文三等奖。“第三方物流风险及保险对
策”一文获第四届（2005年）中国物流学术年会论文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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