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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欠缴“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处理的通知

2002年3月21日 财综〔2002〕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各中央管理企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缓解我国能源交通重点建设资金紧张状况，筹集财政资金，平衡国家财政预算，促进国民经济发展，1983年和1989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开征了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以下简称“两金”)。1994年，国务院批准对国有企业停止征收“两金”，1995年又停止向非国有企业征收“两金”，1996年全面停止征收“两金”。1997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继续做好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清欠工作的通知》(财综字〔1997〕1号)，要求各级财政、国税部门做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等单位“两金”清欠工作。截至目前，大部分地区和部门的“两金”清欠工作已经结束，但还有部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因亏损、微利或税后利润不足等原因，仍然拖欠应缴“两金”。考虑到我国加入WTO后国内企业面临的新形势，为促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健康发展，决定停止“两金”清欠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2002年1月1日起，停止对原国有企业和原集体企业欠缴“两金”的清欠工作。凡1994年1月1日以前原国有企业欠缴的“两金”，1995年1月1日以前原集体企业欠缴的“两金”，按照财综字〔1997〕1号文件规定应缴未缴的(不含按规定已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以上财政、国税部门联合发文明确减免的“两金”)，按照下列程序报经批准后将欠缴的“两金”余额全部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处理。
　　(一)中央所属企业欠缴的“两金”余额，由中央企业填写《中央所属原国有企业欠缴“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报批表》(附件一)、《中央所属原集体企业欠缴“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报批表》(附件二)一式五份，并提出书面申请，按照属地化原则报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和同级国家税务部门审核，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将其欠缴的“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处理。
　　交通、铁路、民航、邮电、军工等原实行“两金”集中汇缴的部门和单位，扣除已下划地方企业欠缴“两金”后，由交通部、铁道部、中国民航总局、信息产业部、国家邮政总局、国防科工委汇总所属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欠缴的“两金”余额，填写《中央所属原国有企业欠缴“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报批表》(附件一)、《中央所属原集体企业欠缴“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报批表》(附件二)一式五份，并提出书面申请，报财政部驻北京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和同级国家税务部门审核，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将其欠缴的“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处理。
　　(二)地方所属企业欠缴的“两金”，由地方企业填写《地方所属原国有企业欠缴“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报批表》(附件三)、《地方所属原集体企业欠缴“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报批表》(附件四)一式七份，并提出书面申请，经县(市)级财政部门和同级国家税务部门核实后，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和同级国家税务部门审批，签署意见和加盖公章后，将其欠缴的“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处理。
　　(三)原国有企业和原集体企业欠缴“两金”余额报经批准转增国家资本金的，国有企业应当直接转作国家资本金；公司制企业和集体企业应作为国家独享资本公积金，留待企业增资扩股时转增国有股本(国家资本金)。
　　二、自2003年1月1日起，删去《政府预算收支科目》“一般预算收入科目”中“其他收入”类的第7111款“两金清欠收入”科目。
　　三、各级财政、国税部门要积极配合，通力协作，认真落实本通知规定，在2002年12月底前完成原国有企业和原集体企业欠缴“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工作，将有关情况以书面形式连同《中央所属原国有、集体企业欠缴“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报批汇总表》(附件五)、《地方所属原国有、集体企业欠缴“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报批汇总表》(附件六)等，一并报送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附件：一、中央所属原国有企业欠缴“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报批表
　　　　　二、中央所属原集体企业欠缴“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报批表　　
　　　　　三、地方所属原国有企业欠缴“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报批表　　
　　　　　四、地方所属原集体企业欠缴“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报批表　　
　　　　　五、中央所属原国有、集体企业欠缴“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报批汇总表　　
　　　　　六、地方所属原国有、集体企业欠缴“两金”余额转作增加国家资本金报批汇总表



民族法制研究的拓新之作——〈金律研究〉评介

王威(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

民族法制史研究，在中国法律史学和民族法学研究领域，乃是最薄弱的环节，迄今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寥寥无几。这不仅制约了民族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也与少数民族政权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有鉴于此，作者在完成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法制通史》相关课题的基础上，历时四载，撰写了《金律研究》一书。1995年，本书获台湾"中华发展基金"资助，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向海内外发行。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民族法制研究的著作。

本书分绪论、金朝法制总论、行政法律研究、刑事法律研究、民事法律研究、经济法律研究、司法组织与诉讼法律研究七个部分及附录金朝法制大事记，共计约20万字。它以12世纪初至13世纪前期中国北部各民族之间交互关系的历史演变进程为背景，对金朝立法建制进行了系统的多层面的探讨；尤其对女真民族传统法思想的异化，金律之渊源，金律作为封建特权法和民族统治法的二元制特色，金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金朝立法建制的得失，以及金朝法制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调节民族关系，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调控社会经济关系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诸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富有新意和开创性，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其中突出的有三点：

第一、作者通过民族法制断代史的系统研究，向中国法制史研究中传统的"华夏正统"观提出了挑战。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华夏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经常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或入主中原建立统治全国的政权，或控制中国部分地区与汉族政权长期并峙。然而，迄今为止的多数法制史论著，受"华夏正统"观念影响，除对元、清法制稍加注意外，其余少数民族政权法制倍受冷落，或只言片语一笔带过，或只是对其中野蛮落后的内容痛加挞伐，却置其法制上的创新和建树于不顾。本书以充分的史实显示，女真族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和融合了汉族及其它各族文明的精华，对异质文化博采兼纳，形成以儒家思想居主导地位的多元一体的金文化。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金朝立法上采唐宋之制，参以女真传统习惯法中适用的规范，形成具有多元特色的法制，对元朝立法影响深远。可见金律与两宋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并列于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的"正统"地位。
第二、
突破了法律史学偏重立法研究，漠视法律适用考察的旧模式。在法律史学领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误区，即偏重立法研究，满足于对法律法规，特别是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基本律典的结构、条文作"静态"评介，而对于这些书面的法律法规是否施行，在施行中有无变化，实施后产生的效果如何，则漠然置之，或轻描淡写，或完全未予涉及。这就使法律史研究失去了活力和作为一门学科的完整性、科学性。本书为突破上述误区作了富有成效的尝试。一方面，在立法上不仅作墨于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律典《泰和律义》，而且注意考察其定型前后颁行的所有法律法规。作者以为，《泰和律义》虽然堪称金朝立法成就的集中体现，却不能反映此前九十余年间金律发展演变的历程，无法显示金朝120年间立法建制的全貌。此前制订的法律法规，都是有金一代长期通行的成法定制。另一方面，又放眼于金、辽、宋、蒙古汗国之间国家关系的广阔背景，结合金代民族斗争和融合的现实状况，从"动态"的角度对金律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进行"全方位"的探索；并尽可能地搜辑散见于史籍中的案例，以实证各类法律在施行中的变化及所产生的社会功用。作者指出，在金朝统治比较稳定的时期，存在着颇为完善的法律施行保障机制。如在职官管理，惩贪倡廉，土地赋役，商贸管制等方面，立法周详，执法严格，成效显著，值得总结和借鉴。

第三、本书就金朝法制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以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例如金朝法制的民族特色问题。学术界通常认为，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金与唐宋之制已基本达成一致。本书以为，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尽管儒家思想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并对金朝立法建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那些女真民族与生俱来的传统观念仍然保留下来，深深置根于女真人心底，顽强地反映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使金朝典章制度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法制上，女真民族习惯法始终固守着传统的领地，如婚姻立法对于华夏历代王朝法律和礼制所禁止的同性为婚、冒丧嫁娶、良贱通婚等行为及"收继"婚俗，或长期放任，或沿用不革。行政立法中具有部落贵族议事性质的勃极烈制、地方政权军政合一的猛安谋克体制，经济立法中的牛头税制和通检推排法等，都在金法制中占有重要地位。

又如，一般论著对于金代物力通检推排法的施行，都批评为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和搜刮。而本书认为，金朝定期普查民户财力的通检推排法，旨在均平赋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针对家资殷实，仗恃权势逃避赋役的官豪和新贵，对深受物力少而赋役重的困扰的贫穷民户则利大于弊。他们有可能摆脱产去税存的窘况，不能因某些执行官吏不法扰民的行径而否定通检推排法的社会功用。
此外，本书还十分重视资料的选择和运用，对于未经信史佐证的史料取审慎态度，凸现出作者立论谨严，求实求真的治学之道。
(刊于《现代法学》1996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