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受贿罪的客体
杨丰吉
（华东政法学院 上海 200042）
[内容摘要] 受贿罪客体历来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笔者通过对国内外各种受贿罪客体理论的分析，指出受贿罪的客体既不是复合客体也不是选择性客体，应具有单一性。受贿罪的客体是直接客体，而不是一般客体或同类客体。对受贿罪客体的比较合理的定位应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
[关键词] 受贿罪客体 廉洁性 普适性
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担当对行为的社会属性与价值判断的功能，犯罪构成的其它三个方面的构成要件最后都要落脚到犯罪客体上，由犯罪客体作出最后的价值判断。 [1]由此可见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与意义，受贿罪客体是该罪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之一，直接影响着该罪的正确定罪与量刑。然而理论界对受贿罪客体的具体内涵却观点不一，这导致了司法实务中对受贿罪罪与非罪及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上的混乱。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受贿罪客体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位。
一、受贿罪客体的理论聚讼
（一）国外关于受贿罪客体的理论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在50年代初从前苏联引进的，认为犯罪构成系犯罪的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的统一体。该四要件说，对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实务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说到目前为止仍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于构成要件的通说。在国外，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没有关于“犯罪客体”的概念。在它们的理论中，与之最为类似的就是“保护法益”。
对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什么，即受贿罪侵犯的是何种法益。在立法形式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立场：起源于罗马法的立场是，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根据这一立场，不论公务员所实施的这一行为是否正当合法，一旦他要求、约定或收受与职务有关的报酬，就构成受贿罪。起源于日耳曼法的立场是，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纯洁性、公正性、不可侵犯性。根据这一立场，只有当公务员实施违法或不正当的职务，从而要求、约定或者收受不正当报酬时，才构成受贿罪。[2]无论是基于哪一种立场探讨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学者之间也是意见不一。例如在日本，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就存在着以下四种观点：一是认为受贿行为侵犯的是公务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二是认为受贿行为侵犯的是公务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三是认为受贿行为同时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四是认为受贿行为违背了公务员廉洁的义务。[3]很明显，第一种观点与起源于罗马法立场上的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相同；第二种观点主要是站在起源于日耳曼法的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立场之上；第三种观点则是把起源于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的结合；第四种观点--------仅是第一种观点的同义反复而已（仅是将第三种观点中的两个方面结合成了一个），两者在本质上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二）国内关于受贿罪客体的理论
相对于国外关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的学说，我国关于受贿罪客体的理论表述则要复杂的多，主要有单一客体说、复杂客体说和选择性客体说。
〈1〉单一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客体仅涉及一个客体，即单一客体。关于单一客体为何种客体，理论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说，认为受贿罪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该观点是我国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国家赋予工作人员某种职权，是希望国家工作人员能够利用其职权实现国家的基本职能，而国家工作人员却将其作为权钱交易谋取私利的资本，严重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第二种观点是廉洁性说，认为受贿罪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里的廉洁性包括国家机关（或集体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它揭示了受贿罪的本质，体现了各种形式的公务受贿犯罪行为的本质，对此国外也有许多学者持相同的主张。[4]还有一种观点与此类似，认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廉洁性。[5]第四种观点是不可收买性说，认为受贿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过于抽象，它包括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认为受贿罪客体应仅指前者。
〈2〉复合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客体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复合性，即受贿行为侵犯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这些客体都是受贿罪的客体。理论界关于该罪复合客体的学说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活动。（公务）受贿罪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往往与其它经济犯罪交织在一起，干扰并破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甚至使经济活动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也就侵犯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活动。[6]第二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秩序。（公务）受贿罪不仅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而且作为财产性犯罪的一种，它还严重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这也被众多（公务）受贿罪所证实。[7]第三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和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持这一观点学者认为，“利用职权，索取或收受贿赂，是对为政清廉的否定，是对职务行为的玷污，是与廉政背道而驰的腐败行为。这种对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是（公务）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之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去索取或收受贿赂，就必然使其职务行为受到腐蚀，使职务行为偏离法制的要求，使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及其良好声誉受到侵犯。”[8]第四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私财产所有权。如有学者就认为，（公务）受贿罪不仅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且也侵犯了职务活动的公正性。“综上，（公务）受贿罪的犯罪客体主要是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同时，由于财物的所有人是为谋取某种利益才被迫或者主动交出财物，并非完全自愿，因此，（公务）受贿罪也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9]
〈3〉选择性客体。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一种综合性客体，不能明确地说受贿罪的客体是单一客体还是复合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应依具体的受贿行为而定，即具体受贿行为侵犯了何种客体，则受贿罪客体就是什么。例如，在“受贿枉法”中，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而在“受贿不枉法”中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公正性则并没有受到侵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较少。
二、关键术语的区分
在探讨比较合理的受贿罪客体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下几组关键术语进行一下区分。
（一）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
刑法学理论按照犯罪行为侵犯社会关系的范围大小的不同，把犯罪客体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
〈1〉三种客体的区别。任何一个具体的犯罪行为都会同时侵犯三种基本客体，但三种客体在刑法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不同的。①侵犯行为的来源不同。一般客体，又称为共同客体，是一切犯罪行为共同侵犯的客体。侵犯来源于所有的犯罪行为。同类客体是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客体，侵犯行为来源于特定的某一类犯罪行为。直接客体是某一种犯罪所直接侵犯的客体，侵犯行为来源于具体的某一种犯罪行为。②社会关系的范围不同。一般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整体，而不是某些具体犯罪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某一部分。同类客体是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而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某一个部分或者某一个方面。我们知道，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各种具体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也不尽相同，不过有些犯罪侵犯的客体内容又有某些相同之处，所以人们就可以根据某些客体内容的共同性，将犯罪客体归纳为若干大类，从而形成不同的犯罪同类客体类别。直接客体是某一特定犯罪所直接侵犯的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现实社会中的犯罪都是具体的，具体的一种犯罪行为不可能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都遭到同样的侵害，而只可能侵害作为整体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部分或者有限的几个部分。这些被侵犯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就是我们这里所称的犯罪的直接客体。③功能不同。犯罪一般客体反映着犯罪行为的共同本质，是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集中表现。犯罪一般客体是否存在，是罪与非罪区分的原则界限。同类客体的存在有助于科学地区分犯罪的性质及其危害程度，准确地定罪量刑。犯罪直接客体能够最直接地揭示某一具体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特征。
〈2〉三种客体的联系。同类客体是直接客体的抽象，一般客体是同类客体的再抽象，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之间是一种抽象与具体、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三者之间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任何一种犯罪中都有三者的存在；三者是有机的整体。
（二）单一客体和复合客体
这是根据犯罪侵犯的直接客体的不同数量所进行的一种分类。单一客体又称简单客体，是指一种犯罪行为仅仅侵犯一种社会关系，即只有一个直接客体，具有单一性、普适性。复合客体，又称复杂客体，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两种或两种以上具体的社会关系，即有多个直接客体，具有复合性、同时性和普适性的特征。复合性要求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必须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同时性要求复合社会关系在受到侵犯时必须是同时的，不能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普适性要求该犯罪的每一种具体行为都同时侵犯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复合客体对该犯罪的每一种具体行为都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存在例外的情况。
（三）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
该种分类是在多个客体存在的情况下，由于涉及到犯罪行为的立法归类，因此而进行的划分。“主要”与“次要”的划分标准，是看被侵犯的该种具体社会关系为刑法保护的重要性程度和遭受犯罪侵害的程度。程度较高的为主要客体，反之为次要客体。由于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是按照犯罪所侵犯的主要的直接客体性质，去进行犯罪的立法归类的。
三、受贿罪客体的探讨
（一）各种受贿罪客体观点的评说
由上可知，关于受贿罪客体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哪一种观点更加合理呢？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各种观点中的分歧点：
〈1〉“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无论在单一客体说还是在复合客体说，都有一些学者把“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或“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前者是理论界传统的观点，后者是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的。其实，“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主要是管理活动，它与“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的观点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所以在此我们将其视作同一观点，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我们认为，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缺陷：①不具有直接性，也就是说“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并不是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在此我们必须明确一个问题，即受贿罪的客体是直接客体还是同类客体。根据前述的有关直接客体和同类客体的理论，直接客体是某一种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而同类客体则是对直接客体的抽象。所以当我们研究受贿这一种具体的犯罪行为时，很明显它侵犯的客体应是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而不应是这类社会关系的抽象——同类客体。某些受贿行为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是不争的事实，但其它犯罪，例如刑讯逼供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也同样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所以，“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应是该类犯罪的共同客体，而不是受贿罪的直接客体。②不具有普适性。即若“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是受贿罪的客体，那么所有的公务受贿行为都必定对这一客体造成了侵害而不能存在任何的例外。事实上，这种例外情形是存在的，有些公务受贿行为并没有侵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例如，在受贿后尚未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中，国家工作人员虽索取或收受贿赂的，但并没有影响到“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若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就无法将这些情形包容进去，势必会纵容犯罪。所以“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也不符合受贿罪客体具有普适性的要求。
正是由于79刑法把受贿罪规定在渎职罪中，所以在刑法未作修改前，许多学者未区分受贿罪客体与渎职罪客体的异同，而把渎职罪的客体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直接作为了受贿罪的客体。我们认为受贿罪与渎职罪之间不存在竞合问题。 我们主张新客观要件说，该说认为受贿罪所规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指受贿人实际为他人谋取的行为或结果，而是指受贿人的一种许诺，一旦受贿人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同时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以满足受贿罪的客观要件，构成受贿罪。[10]可见，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不能涵盖渎职行为，两罪是彼此独立。所以，97刑法将受贿罪及其他贿赂性犯罪从渎职罪一章中抽出，与从侵犯财产罪一章中抽出的贪污类犯罪合并一起，设专章予以规定。
综上所述，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或“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或其中之一都是不科学的。
〈2〉关于“公私财产所有权”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秩序”。在现有的受贿罪客体理论中，还未有学者将“公私财产所有权”单独作为受贿罪的客体，而只是把它作为该罪复合客体中的一种。但“公私财产所有权”能否在受贿罪的客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呢？我们认为受贿罪的客体不应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行贿与受贿属于对合犯，没有行贿行为，就没有受贿行为的产生，行贿人是自愿交付财物或提供非财产性利益的（当然索贿情况除外）,用以收买他人利用其职务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可见受贿人根本没有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故意内容，更遑论破坏财产所有权关系。另外，在现实中以非财产性利益作为受贿对象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为大众传媒所关注的性贿赂。从立法趋势上看，将这类犯罪对象纳入受贿罪的对象中已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形下的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作为受贿罪的客体，势必会对将来该受贿罪的定罪量刑带来混乱，也是缺乏前瞻性的表现。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秩序是否是受贿罪的客体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认定受贿罪为经济犯罪。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公布以后，由于该《决定》规定（公务）受贿罪比照刑法第155条贪污罪论处，并将（公务）受贿罪作为一种经济犯罪，所以刑法学界肯定说认为，（公务）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更主要、更直接地表现在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侵害上。我们认为，只有发生在经济交往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这部分受贿罪才具有经济犯罪的性质，该《决定》对经济交往中的受贿罪作了明文规定，实际上这部分属于经济受贿罪，经济受贿罪的直接客体是双重的，即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又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但经济受贿罪不同一般受贿罪，一般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3〉关于“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如前所述，有些学者认为“廉洁性”过于抽象，可分为“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而将受贿罪的客体归之于“不可收买性”。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充分的。国家授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职权，国家工作人员就承担了廉洁奉公的义务，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把它当作权钱交易的砝码，就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但同样应当看到这种受贿行为也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身份就蕴含了其职责上、纪律上应具有的“公正性”的内容。因此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和目的，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受贿行为非法获取其不应得之财物，就必然会侵犯“公正性”的内容。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时，公正性受到了侵犯自不待言，现在理论界只是对“贪赃不枉法”时“公正性”是否受到了侵犯观点不一。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性”同样遭到了侵犯。“当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时，即所谓的贪赃不枉法，实际上也是用公正性在做交易，因为如果没有‘贪赃’，那么对方的正当利益就不可能实现，同样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11]所以，将“廉洁性”分解成“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且在国外，源起于罗马法的“不可收买性”和日耳曼法的“公正性”在分离了多年之后正在走向融合，我们现在再对其进行区分，也是与世界潮流相违背。“国外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不约而同地把受贿罪的性质与职务联系起来。因此受贿罪的性质应从职务入手来揭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理所当然应当成为受贿罪的客体。”[12]
〈4〉单一客体、复合客体和选择性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到底是单一客体、复合客体还是选择性客体，至今仍没有一个定论或者通说。在这三者之间，选择性客体理论的缺陷是最明显的。选择性客体理论认为受贿罪客体时而单一、时而复合，不具有固定性，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这种理论很明显与客体的一般理论相违背，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应具有普适性，放之各种公务受贿行为而皆准，不能因时因地而变。就复合客体而言，复合客体应具有三性，即复合性、同时性和普适性。在受贿罪的直接客体中能够符合这三性要求的也就只有“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而这两个客体又是“廉洁性”这一客体的分解，能被“廉洁性”一个客体所包容。如前论述再对其分解而认为是复合客体实无意义。在现有的复合客体理论中，都混淆了犯罪客体和犯罪后果的概念。犯罪后果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产生的危害社会的后果，但犯罪后果所表明的社会关系的破坏，并不一定就是某一具体犯罪行为的直接客体。例如，受贿罪中的“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公私财产所有权”等，它们都可能被受贿行为所侵害，但它们在受贿罪的定罪量刑中起不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并不能反映受公务贿罪这一特殊行为的特性。所以我们主张，受贿罪客体为单一客体。
（二）受贿罪客体的合理定位
综上所述，受贿罪的客体既不是复合客体也不是选择性客体，应具有单一性。受贿罪的客体是直接客体，而不是一般客体或同类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必须能够反映该罪的特征。所以受贿罪的客体比较合理的表述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首先，这一客体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国家的授权而代表国家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是人民的公仆。为政清廉，始终保持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基本要求。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谋利而进行交换时，这种权钱交易行为就构成了对廉洁性的侵犯，这也是受贿罪的本质。其次，它能够体现所有的公务受贿行为的本质。一些比较特殊的受贿行为，例如受贿不枉法、受贿后还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性贿赂行为等都可包容在内。最后，这一定位也符合了国际上关于受贿罪保护法益的发展潮流，即起源于罗马法的“不可收买性”和日耳曼法的“公正性”的融合。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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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治安保卫工作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治安保卫工作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9月28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5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治安保卫工作，维护治安秩序，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和职工的生命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各类机关、团体、事业和国有、集体企业以及含有国有、集体资产的股份制、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等企业单位（以下简称单位）。
第三条 单位治安保卫工作，必须坚持依靠群众，预防为主，确保重点，打击犯罪，保障安全的方针，实行单位法定代表人责任制。
第四条 单位治安保卫工作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各单位组织实施，公安机关负责指导、监督。
第五条 单位治安保卫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一）对职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预防和减少职工违法犯罪；
（二）负责内部治安管理，消除治安隐患，预防刑事、治安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的发生；
（三）调解、处理内部纠纷，消除不安定因素，维护单位稳定；
（四）做好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劳改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
（五）协助公安机关依法监督、考查和教育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和宣告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犯罪分子以及劳动教养院外执行人员、被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的刑事被告人；
（六）负责本单位涉外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七）落实要害部位和其他重点部位防范措施，确保安全；
（八）发生治安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应及时采取措施并向公安机关报告，保护好案件、事故现场，抢救人员和物资，协助公安机关侦破；
（九）配合公安机关管理本单位的集体户口和外来人口；
（十）参与所在地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六条 单位应根据需要，建立健全下列治安保卫责任制度：
（一）门卫、值班、巡逻、守护制度；
（二）防火安全制度；
（三）易燃、易爆、剧毒、菌种、放射源等危险物品和枪支弹药管理制度；
（四）秘密产品、材料、文件、图纸、资料、计算机软件、印鉴等保密和管理制度；
（五）现金、票据、文物、贵重物品管理制度；
（六）物资存放、持出和车辆管理制度；
（七）重点、要害部门保卫制度；
（八）集体宿舍、招待所、食堂、浴池、俱乐部等公共场所的管理制度；
（九）治安保卫工作检查、奖惩制度。
第七条 单位法定代表人为本单位的治安保卫责任人。其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有关治安保卫工作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组织制订和实施治安保卫工作制度；
（三）检查各项治安保卫措施的落实情况，消除各种治安隐患；
（四）管理本单位的治安保卫队伍，为其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
（五）决定有关治安保卫工作的奖惩事项。
第八条 单位应根据需要，设立保卫机构或者配备专（兼）职保卫人员，其组织形式和人员配备由单位自行决定，但须向公安机关备案。
单位设置保卫机构或配备专（兼）职保卫人员，应向公安机关备案。
第九条 单位保卫机构是本单位治安保卫工作的管理部门，业务上应接受公安机关的指导，依法行使职权。
第十条 保卫机构在公安机关的指导下，查破本单位发生的一般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时，依据法定程序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可以在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使用。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对单位治安保卫工作指导、监督的职责是：
（一）指导单位建立健全治安保卫责任制，监督防范措施的落实；
（二）指导、督促单位开展治安防范检查，消除治安隐患；
（三）协助单位培训保卫工作人员；
（四）指导单位保卫机构开展业务工作；
（五）检查单位执行有关治安保卫工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第十二条 公安机关接到单位重大刑事案件、治安灾害事故的紧急报警后，应及时赶赴现场，抓紧侦破。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应依法履行指导、监督权限，不得干预单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本单位、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一）严格执行治安保卫制度，治安防范工作有显著成绩的；
（二）法制宣传教育落实，帮教、疏导工作到位，长年无职工违法犯罪，工作有明显成效的；
（三）及时发现、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和治安灾害事故，有重要贡献的；
（四）勇于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抓获现行犯罪分子或积极协助公安机关侦破案件事迹突出的。
第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行为，由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以上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治安处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单位治安保卫责任不落实、制度不健全，经公安机关指出仍未采取有效措施的，对单位处200元至1000元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处50元至200元罚款。
第十七条 单位发生治安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隐瞒不报或弄虚作假的，对有关责任人处200元至1000元罚款。
第十八条 单位存在治安隐患，未在公安机关规定期限内整改的，对单位处500元至3000元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处100元至500元罚款。
单位存在重大治安隐患，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接到公安机关《治安隐患整改通知书》拒不整改的，经县以上公安机关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责令其部分或全部停产、停业整改。
第十九条 单位治安保卫工作措施不落实，发生刑事案件、治安灾害事故，造成人身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对单位处3000元至2万元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处200元至1000元罚款。
第二十条 单位发生盗窃、诈骗财物案件隐瞒不报的，公安机关对查获的赃款、赃物一律上缴国库。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实施处罚时，必须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实施罚款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罚款全额上交同级财政。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又不起诉且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的公安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主管部门应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治安保卫工作，国家法律、法规有规定的，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1995年12月1日起施行。
1995年9月28日
